1982年，在党的“十二大”上，尉健行被选为中央候补委员，在138位中央候补委员中排名第3（按得票多少排序）。1983年，尉健行出任全国总工会副主席，仅仅过了一年，从未从事过党务或组织工作的他，又被调到中央组织部任副部长。
尉健行
中组部的老同志后来回忆说，当时胡耀邦有改革中组部结构的设想，希望在副部长中配备一个学文的，一个学工的。时任中央书记处候补书记、中组部部长的乔石对尉健行很了解，便向中央推荐了他。
这年年底，原中组部部长陈野苹的秘书任小彬被调到中组部青年干部局任副局长，和分管青干局的副部长尉健行有了直接的工作接触。当时解决干部青黄不接的问题、组建“第三梯队”名单，是中组部的中心工作，青干局就是专门为此成立的。任小彬后来回忆说：“健行同志的一个指导思想是，其他局是老同志多，年轻人少；而青干局是年轻人多，老同志少，不能对这个局跟其他局一样看待。他要求青干局要有生动活泼的精神面貌、开拓进取的工作作风。”
尉健行这个“学工的”中组部副部长，确实带来了新的气象和新的工作思路，他给任小彬留下的最突出的印象，就是“任务明确”。尉健行曾说：“在工厂里，从90%的精度，提高到接近100%，那10%需要的努力，可能比前面的90%还多。是不是值得这么做？所以，重要的是确定适合的目标，不求全责备。”
尉健行（右）
在任小彬的印象里，尉健行对新事物很敏感。有一次，尉健行看到《参考消息》上有一则消息，说美国的企业领导是5选1。尉健行感慨道：“人家选企业领导都5选1，我们选一个省部级干部却是1对1，这怎么行？就算不能5选1，那么3选1、2选1，行不行？”
尉健行来到中组部的时候，“第三梯队”1100人的第一批名单刚出炉。但“第三梯队”是一项中远期工作，近期的干部调配仍然缺人，还需要加强后备干部建设。尉健行为此多次到青干局来讨论工作，还曾一口气提了31个问题。
尉健行提的第一个问题是：第三梯队建设和后备干部建设是什么关系？中组部的领导经过讨论后明确：前者是后备队，专指省部级后备干部的培养，着眼于长远；后者则重在满足当前领导班子建设的需要，包括三级后备干部（省部级、地厅级和县处级）建设。
尉健行（左一）
尉健行的另一个问题是：第三梯队的名单是公开还是不公开？告不告诉本人？这样做各有利弊。公开的话，有可能导致名单上的干部自满，不利于其本人的成长，也会影响其他干部的积极性；不公开则有神秘化之嫌。尉健行再三权衡利弊后，还是决定暂时保密。
任小彬后来回忆说：“将大规模的第三梯队建设，转化成组织部的日常业务，这项工作是在尉健行任上完成的。”
1987年5月，尉健行调任监察部部长。监察部是1986年12月六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18次会议决定设立的，1987年7月正式挂牌，当时还在筹备中。
1987年5月，中纪委纪检三室副主任张厚模等一批办案人员被抽调出来，到监察部任职。和尉健行在中组部的部下一样，张厚模也用了“平易近人”来形容尉健行，觉得他跟想象中的位高权重的“吏部尚书”完全不同。张厚模印象特别深的是，有一次照相，尉健行竟然挎着他的胳膊，让他感到十分亲切。
江泽民和尉健行
监察部成立之初，张厚模常跟着尉健行去各地调研，开座谈会，听取意见，他后来回忆说：“我发现健行同志的脑子特别好使，有时候他坐在那里听各方提意见，也没见他动笔记，但最后大家七嘴八舌提出的问题，他都能一一回答出来。”
有一次，张厚模跟尉健行去湖南出差，当地送了他们一些水果，还送了每个人一套24头的青花瓷。尉健行看后说：“水果留下，24件套拉回去。”张厚模后来感叹道：“尉部长给我们这些部下做了好样子。你想，部长都不收礼，下面的人下去敢收礼吗？”
出差期间，张厚模在一次闲聊时问尉健行：“有一次我在深圳调研的时候，一位县长问了我一个问题：是法大还是权大。我说当然是法大了，因为我们现在要依法治国，但是现在也不是完全做到了，一些地方还是有领导说了算的现象。现在我想问您，今后德高望重的领导们先后都去世了，会不会就是法律说了算呢？”
尉健行回答得非常实在：“不见得，到那个时候，可能又有新的德高望重的人出来了。如果没有制度建设，以权代法的事最后还是会发生的。”
尉健行（左二）讲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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